博物館由過去“公共教育場所”到現在被視為是一個“自我學習”的空間，這是博物館觀念上很大的一個改變。自網絡尤其是移動網絡普及以后，基于數字化環境下的博物館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前提下，做出變革，認真思考自己在履行傳播職能時能夠運用的數字媒體工具及其特性，真正使之做到為我所用。

　　智慧博物館是最近幾年在文博界內出現頻率很高的字眼，用智慧博物館的提倡者、國家文物局副局長宋新潮先生的話來說：“智慧博物館以多模態感知‘數據’替代數字博物館的集中式靜態采集‘數字’，并以此為基礎，建立更加全面、深入和廣泛的互聯互通，消除信息孤島，使人與人、人與物、物與物之間形成系統化的協同工作方式，從而形成更為深入的智能化博物館運作體系”。

　　實際上，智慧博物館的提出并非無中生有，它是在過去博物館信息化以及博物館數字化建設長期實踐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個較新的概念。即以宋先生的概念性敘述來說，除了以“多模態感知”角度切入外，其他闡釋用在數字博物館的概念上也大體適用。因此，就我看來，所謂博物館信息化、數字化、智慧化的提法，雖然文字各不相同，但它的本質并沒有改變，只是在不同階段為適應階段性要求的不同任務而對側重點有所倚重，有所強調而已。上海博物館在持續的數字化建設過程中，似乎也以自己的實踐說明了這一點。

上海博物館官網首頁界面

　　上海博物館的數字化工作起步很早，1984年5月，上海博物館在館內成立了以探索計算機在博物館中的應用為核心工作內容的電腦組，開始探索博物館的數字化工作，成為中國博物館界在數字化應用方面的先行者。不過，直到2000年，上博的數字化建設才進入全面發展期，其代表性產品就是官方網站的設立、藏品數據庫的建成，以及陳列展廳內具有創意性的數字展示的出現。尤其是深具博物館數字化特點的藏品數據庫的設計、開發與應用，在全國博物館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其欄目設計之合理，功能運用之靈活，技術手段選擇之合乎專業，數據庫運作手段之有效，在當時的業內都堪稱首屈一指，即使現在也是罕有其匹。在智慧博物館時代，上博也未甘人后。比如基于“平穩、潔凈”的預防性保護理念，運用物聯網技術建立的館藏文物保存環境監測與檢測技術系統，并輔之于其他技術方法形成了對博物館文物微環境的有效監控，在預防性保護珍貴文物方面的成效卓著，上博科研基地也由此成為國內館藏文物保存環境領域的領軍者。

　　經過20多年的發展，就目前的情況看，博物館的數字化（智慧博物館）建設明顯遇到了一個瓶頸。一方面，社會對博物館數字化的成果寄予了極大的希望，另一方面博物館所給出的答案則讓很多人大失所望，比如資源的開放、服務的提升、公眾的參與等等。現在，除了通過數字產品或社交媒體的賣萌，間或有一些不錯的導覽及專題App之外，很難讓人還能想起博物館也還在進行數字化建設。那么，博物館數字化之路應該怎么走，面對這一和博物館的發展息息相關的問題，各館都在思索。就我們的認知來說，任何有關博物館數字化未來的思考，起碼應該包括有以下三個面向：1.符合博物館自身發展的要求，2.符合社會對博物館的期待，3.符合數字技術發展的趨勢。以上博現在的數字化建設布局來說，也正是希望通過自身的行動試圖給出自己的答案。我們的探索可以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

　　大數據化從管理開始
　　隨著大數據的概念開始逐漸普及，它也成為博物館感興趣的一個議題，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開始利用新的數據分析技術來指導管理。博物館的基礎是藏品，因此博物館的數字化管理通常是以藏品數據資源的采集、加工、存儲及數據庫管理為核心所建立起來的涉及博物館業務各方面的管理架構。由此還將延伸到與博物館的藏品相關的人的數字化管理，包括博物館的業務人員和觀眾行為數據的分析和管理。

上海博物館可視化數據管理中心首頁

　　近來在博物館對人的重視程度日益提高的情況下，管理數字化的重心也有明顯向后者傾斜的趨勢。典型的如法國的盧浮宮，它啟用藍牙裝置采集觀眾參觀行為數據，分析短期停留的參觀者（館內停留時間不到一個半小時）和長期停留的參觀者（館內停留時間超過6 小時）的不同參觀模式，分析結果推翻了盧浮宮最初的假設，即短期停留的參觀者是因為時間有限而只能在對博物館內進行走馬觀花式的參觀。受此類事例的影響，上海博物館從2015年開始開發自己的可視化數據管理中心。

　　數據中心以博物館觀眾服務和專業研究為導向，以統一的數據資源為內核，以互聯網入口、移動互聯入口、現場服務入口及館內局域網入口為聚焦，初步建立起博物館核心數據資源支撐平臺。該項目的數據涵蓋展館、展覽、藏品、觀眾等核心指標，描述博物館信息資源及其載體，構建、挖掘、分析呈現信息資源及核心指標之間的相互聯系，及時準確、全面綜合地反映了上博實時運行狀況。項目還能提供個性化的觀眾分析報告、藏品統計報告、網站訪問報告、設備運行報告等新形式的服務，同時還包括觀眾流量、觀眾行為、藏品數據、物聯監測運行、設備運行等方面的可視化展示。為上海博物館的精準化管理、數據挖掘以及可視化展示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除此之外，我們還以國家一級博物館評估標準為基礎，嘗試為單個藏品做了一個社會利用評估體系的模型，并給出了評價的量化數值。

上海博物館可視化數據管理中心藏品社會利用評估模型

　　如此，在可視化的展示中，不僅將具體文物的地理信息、功能詮釋、修復的數據進行了有效的整合，而且還打通了博物館內外業務的空間，對數據形成了從藏品分析、利用到評估的基本體系。雖然這一評估模型無論從哪方面來說都有進一步改進和提升的空間，但從探索角度而言，這毫無疑問可以說是一款在博物館數據運用上具有方向標性質的產品。

　　走出深閨的資源共享
　　所謂博物館社會化的表現主要為博物館的全面開放和社會的全面參與。在文化多元化、資源數字化的今天，作為“為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的博物館，自然無法回避其自身的責任。在數字時代，通過網絡及其他技術手段，最大程度地利用博物館資源和網路互動實現博物館與社會的良性互動與資源共享，是博物館數字化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博物館所擁有的藏品資源是全社會的共同財富，理應走出“深閨”，為社會所共享。但由于現實條件的制約，博物館的實物開放進展緩慢，而由藏品數字資源先行一步進行開放，則成為許多博物館的共識。2015年年底，荷蘭國立博物館突破博物館的傳統，將25萬份的館藏高清圖片上載到互聯網，無條件地分享給大眾，并將版權全部免費開放。這一舉措在博物館界內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許多人由此意識到了博物館開放資源，尤其是數字資源的趨勢已不可阻擋。

　　當然，數字資源的開放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除了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規及其他相應的市場、社會環境之外，對博物館來說，還需要有資源和有力的專業化的保證。故此，上海博物館在這方面下了一番功夫。比如，配合全國第一次移動文物普查項目，我們加大了原有文物數據特別是圖像數據的采集力度，目前已基本實現了全部等級品的基礎數據和一、二級品的圖像數據的完整采集和錄入。此外，我們還積極進行善本古籍和碑帖的數字化工作。上海博物館現有古籍文獻3萬余冊件，其中善本古籍文獻近2000種1萬余冊（件）；碑帖庫房現有已碑帖藏品近3萬多件，其中一、二級品就有73件，其中不乏享譽已久的名品佳拓。目前，20多萬頁的古籍圖書，6萬頁碑帖資源已成功數字化，同時還為此建立了相關的數據庫。所謂未雨綢繆，這些藏品基礎數據的采集完成，為今后博物館數字化的各方面的應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間，也為博物館藏品數字資源的進一步向社會開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古籍掃描成果圖片

　　“多元”而“精深”
　　自網絡尤其是移動網絡普及以后，數字資源傳播方式上的迅捷性、多媒體化、交互性特征；傳授關系上的多元性、自由性、個性化特征日益明顯。這也就要求基于數字化環境下的博物館，必須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在保持原有優勢的前提下，做出變革，接受、融合新型的數字化技術，認真思考自己在履行傳播職能時能夠運用的數字媒體工具及其特性，真正使之做到為我所用。如果博物館還是恪守以電視、紙媒為代表的傳統媒介傳播為主的方式，必然陷進傳播范圍小、受眾面窄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博物館資源數字化、數字信息網絡傳播授權得到較好解決的前提下，進一步建立和完善在符合現代人們對信息的接受和處理方式的新媒介基礎上的博物館數字化傳播新方式，無疑將大大加強博物館的吸引力和傳播范圍。運用傳統的及新媒體技術進行積極的對外傳播，是目前各大博物館都在開展的數字化重點開發方向。上博在網站成功改版的基礎上，通過大堂多媒體發布系統及微信公眾號的建立，初步打通傳統互聯網和移動互聯兩個網絡平臺，并配合各種App應用的開發，開始嘗試著逐步構建起一個內容豐富，格調高雅，傳播快捷、黏著性強的上博數字化傳播體系。

線上博物館：每月一珍——思惟菩薩像

　　在這過程中，我們還在開始培養自己的傳播品牌，比如網站的“每月一珍”。此次網站改版新增的“每月一珍”欄目，充分利用多媒體數字化的優勢，對一件本館收藏中單體文物進行全方位、多媒體式地詳細解讀，實際上也可看做是一件文物的數字展。這一解讀將附著于實體文物上的顯性信息如質地、造型、紋飾等和隱性信息如制作手段、使用方式、流傳經過，美學特點等以各類數字化的形式，以感性和理性并舉的方式向觀眾進行介紹。希望能夠通過這一傳播方法，滿足觀眾對于博物館藏品的深度了解，讓觀眾不僅看到博物館的“博大”，更體會到博物館的“精深”。

人與物的主觀能動聯結
　　博物館由過去“公共教育場所”到現在被視為是一個“自我學習”的空間，這是博物館觀念上很大的一個改變。這一改變意味著博物館不再是一個你聽我說的“教育”形態，而是賦予了觀眾更多的自主性，但這也就要求博物館需要有更加個性化的服務。運用數字技術，尤其是新媒體技術進行博物館學習的特點之一就是教育的形式從一人對多人變為點到點，學習的內容甚至可以量身定做，而且一次能夠提供更多的個性化服務。比如移動應用服務，就一向是以個性化服務作為最突出亮點的。它往往通過增強應用內容的動態性與可定制性，以此來滿足用戶越來越明顯的對于個性化內容及服務體驗的渴望。

　　由此可見，從觀眾的實際情況、個別差異與個性特點出發，利用新媒體技術有針對性地進行個性化服務，不僅是新媒體技術的不斷發展的需要，也是博物館教育本身的需要，而新媒體技術也確實有實現這種服務的能力。就目前博物館教育的現況來看，展廳中的數字技術，一般來說會注重發掘博物館學習的“興趣點”。著力發掘、重現“物”原本就有的鮮活生命，其主要目的在于有層次地引導觀眾在觀看實物的基礎上，進行本體知識和背景知識的擴展閱讀。

引導觀眾將陳列品、展示環境與自身的經驗相連接，并逐步將感性認識上升為理性認識，完成認識的過程，達成學習的效果。上博從2015年開始建設移動端的陳列導覽系統，目前已基本完成青銅、雕塑和家具陳列館的開發。這套系統利用移動互聯網、WiFi定位、新媒體等先進技術，融合線上和現場服務，在移動終端上實現導覽、實時定位、解說、交流等多樣的功能，為觀眾的自主性學習提供了更好的空間和更大的樂趣。系統還針對場內和場外觀眾的不同的需求，設置了場內場外兩套服務模式，為不同的觀眾提供不同面向的精準服務。

上海博物館手機端頁面

　　平行線——“數字人文”
　　一個好的博物館數字化建設必然是有前瞻性和創新精神的。同時這又要求其在思維及其模式方面不斷有所突破，并在這種突破中實現對傳統博物館思維模式和行為模式的自身變革。另外，此一創新體系的確立還將以博物館自身的不斷變革為前提，比如由注重數字化基本建設向數字化展示、數字化研究、數字化創意產品等方面的發展。

　　其中，數字化研究歷來是被人們忽視的一環。博物館所說的研究從來都指的是實物研究。但在數字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了一點，那就是實物信息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可以和實物相分離而存在的。實物藏品與藏品信息之間，實物展示與數字展示之間，實證教育與和網絡傳播之間等等，可以說都是從實物中來，當然也未必都要回到實物中去，它最終的落腳點應該是人，虛實相生、相長，構成了博物館物與人之間的有序結合。

　　藏品信息的這種可分離性實際上也說明了博物館的藏品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數字資源的基礎之上。而在有了采集而來的大量二維、三維甚至是全息的數字數據的基礎上，所謂的定量分析和研究也就有了堅實的基礎。從博物館數字建設出發，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思考的方向。事實上，這種嘗試在博物館之外的人文學科當中已經日益流行，這就是所謂的“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

　　如果說，一段時期以來數字人文研究還主要是在高校里面流行，而近年來，國外的一些博物館也開始對數字人文投以關愛的目光。2016年美國新媒體聯盟的“地平線報告”（博物館教育篇）中，就在一年內會采用的技術里首次明確提出了數字人文技術（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ies）的概念。上海博物館對數字人文關注已久，也有計劃在近期的項目中進行初步的嘗試，比如以某位古代書畫家為基點，整理圍繞這位畫家的流派、傳承、收藏、交往的數據資料，進而以數字分析工具來剖析他們之間的各種關聯，繪制出相關的收藏、藝術流變、人際關系等方面的網絡圖，從而為探討相關文化脈絡尋找一個方法上的突破。

　　總之，智慧博物館的建設之路目前正處于十字路口，各方也都在尋求突破之道，上博的嘗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能否有所成就，也需留待實踐的檢驗。